2007年在太平洋彼岸刮起的一场次贷风暴，时至今日已演化成百年罕见的严重金融危机，并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仅从媒体报道的称谓由“美国次贷危机”过渡到“美国金融危机”，再到目前使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变化中，就可以窥见其不断深化扩散的进程。随着它对西方国家的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为新兴市场国家构成深度
新瓶旧酒，危机的根源依然是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
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人们的解释五花八门，有的说是华尔街过于贪婪、放贷机构过分逐利；有的说是美国人透支消费、寅吃卯粮；有的说是美联储政策失误、监管缺位；有的说是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等等。这些问题当然都是存在的，但它们不过是金融危机的表面现象，只是“新瓶”而已。真正的深层根源，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顽疾。也就是说，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手段的需求不足之间矛盾的对抗性爆发，这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的经济实质，是“瓶中之酒”。
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通过不断解除资本在国际流动的管制，将大量的制造业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不仅直接提高了利润率，也将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有利于压低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这些原高工资国家工人的谈判能力。加之美国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国内工人工资被打压、社会福利被削减，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到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30万人）的收入，与最穷的50%人口（1.5亿人）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近二十年来的基尼系数也在扩大。
对于美国来说，大量产业转移出去之后自身就形成了空心化，因而必须在发展金融产业和虚拟经济方面确立绝对优势，并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2000年美国的网络经济股泡沫破裂，曾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失；以2001年安然公司事件为开端的一系列财务欺诈丑闻，一度将股市拖入熊市。而美联储选择了用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来应对，以新的更大的房地产泡沫掩盖已破裂的泡沫。这是因为，美国金融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早已超过制造业，2001年-2006年始终在20%以上，成为经济增长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来源；更何况，在经济已高度金融化的美国，金融繁荣对整体经济运行态势举足轻重，政府对其放松管制是顺理成章的。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确立金融优势之后，自然会进一步利用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控制权或主动权，维护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这也加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在此进程中的获益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急剧扩大。
这样一来，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之下，世界生产扩张的水平超过了人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水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必然不足。但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增长又必须主要依靠消费拉动。为了突破这个障碍，美国采取的办法一是刺激信贷消费，二是创造出利润丰厚的新产品。二者的最佳结合体就是以房地产为依托的债券及金融衍生产品。
通过发展借贷消费，家庭消费支出可以实现远高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从而减缓经济衰退。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美国贷款发放机构为追求短期效益、抢占市场份额，降低了住房抵押贷款标准，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购房无需提供首付，可从银行获得全部资金；贷款的前几年可以只偿还利息，不用偿还本金；采用浮动利率，等等。这样一来，次级按揭规模迅速膨胀，掠夺性贷款不可避免地发生，众多低收入家庭陷入了债务链条。放贷机构将这些次级贷款打包出售，转移了风险并且能够回笼资金以便发放更多的贷款；投资银行的一番运作则将其证券化，进而再包装设计成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出售给全球投资者。于是乎，通过所谓金融创新，美国以有限的有形住宅产品，衍生出可以反复出售并且具有高杠杆率的虚拟金融产品行销全球，为华尔街带来巨额财富。
可惜泡沫是注定无法长久的，2004年以来美国利率提高并触发房价下跌，成为引发次贷危机的导火索。一些低收入家庭出现断供，投机前景落空，上述循环机制被打破，由房地产衍生出来的金融资产大大贬值，也使建筑在其上、由货币推高的各种经济泡沫崩塌。一度被延迟的经济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态势爆发出来。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储蓄、住房，还损失了积累起来的养老金；少数金融大亨则获得了廉价捞取资产的大好机会。至于政府救市计划，救的既不是社会底层的人民，也不是一般金融机构，而是大金融资本的坏账。
拖人下水，美国运用“倒地摔”致使危机恶性扩散
美国作为本次金融大地震的“震源”，是否是灾难的主要遭受者呢？许多人一度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危机的前一阶段也的确主要表现为“美国次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美国一批金融巨头接连倒闭或被政府接管，令人触目惊心。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逐渐发现，原来美国并不是惟一摔倒在地的、更不是摔得最疼的一个。
所谓“倒地摔”，是摔跤或柔道较量中的一种技巧，指一方自己主动倒地，目的是使对手失去平衡倒地，最终战胜对手。美国利用已经确立的金融战略优势，大力推动各国的金融自由化，使许多国家日益与国际金融市场相依存；进而，通过金融危机的引发拖人下水，使用“倒地摔”策略从别国获得现实利益或是对外转嫁危机损失。
为了套回中国等国家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些许美元，美国一方面限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拿其储备的美元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和并购美国企业，迫使和引诱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将次级抵押贷款包装成高信用级别的证券产品，出售给这些国家的投资机构，同时也出售给美国国内的退休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美国在自身经济失衡、泡沫破裂之际，也将别国牢牢套紧，反而在利益分配中占了上风。
一是，使其他国家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受到损失，削弱这些国家基于美元储备而发行的本国货币的币值基础，进而破坏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乃至经济安全，强化美元对受损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已将它的各类债权人深深拖入泥潭而无法自拔，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成了危机的买单者。欧洲银行业也爆出危机，冰岛甚至出现了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境地。而美国仍然继续逼迫或诱使别国特别是中国投资于美国国债和金融公司。
二是，受到冲击的国家，为了避免自身的金融市场破产，不得不向国内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频频采取降息政策，致使本国货币贬值，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同时有助于美元得以恢复相对强势地位。
三是，美国借机发行更多的美元，获取更多的铸币税收益。由于美元仍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从而在金融动荡中扮演着避险货币的角色，在全球货币市场资金冻结的状况下，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急于在公开市场买进美元以应对流动性危机。在危机造成的流动性恐慌之中，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救市的名义增发海量美元。
四是，美国利用信用受到破坏后、货币必然出现不足的状况，有可能趁其他国家因为缺乏流动性而难以偿还美元债务之机，通过抄底其他国家资产，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给陷入困境的国家，加强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控制。
亡羊补牢，中国应积极防御、内外兼修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次级按揭债券市场有所涉足，同时许多国际游资拥入国内进行投机，但相对来说，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进程比较审慎，资本管制较为严格，外债水平低，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这些条件都有助于我们避免瞬时冲击、维护金融稳定。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尤为引人瞩目，早已出现在国内外各界人士提出的“救世”计划中。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奇等提出的方案是，由IMF为主导向各国提供资金救助，而中国等外汇储备充裕国可以为IMF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索罗斯则认为，中国应当向其他新兴市场小国提供外币流动性；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也将中国置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凡主张中国应当运用外汇储备向其他经济体提供融资安排的论者，论据不外乎是中国须树立“铁肩担道义”的大国形象，以及全球化效应下的国家间相互依存、唇亡齿寒。对于当前盛行的“中国责任论”，我们决不能被溢美之词捧得飘飘然，也不能被一番危言惊得戚戚然，而是有必要清醒面对，唯有积极防御，才不至于将苦练的内功损折掉。
第一，防御外部冲击、积极展开自救是第一位的。中国同样是此次风暴中的利益受损国，制定策略时首先要考虑自身如何积极防御、减少可能的损失，在维护本国金融安全的基础上，才可能谈到如何为别国提供援助。同时，要审视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否受到了自由化思潮的干扰，是否存在风险和漏洞，亡羊补牢，正当其时。
第二，既要尽责任，更要争取权利。权益与责任应当是相称的，中国在担负起国际责任的同时，也应当充分争取相应的权利，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例如，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表决权，把握时机获取一些有产业竞争力的实体资产，等等。
第三，泡沫退去，真正有价值的是实质资产。应当注意维护并把握时机收购一些核心资产，避免直接投资于救助西方的金融机构、审慎购买证券和金融产品。继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除了国家4万亿元投资向关键性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适当倾斜外，可以借有利机会要求美国、欧洲放松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和垄断，进口一批先进适用技术。
第四，扩大内需，弥足宝贵的是市场空间。与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政策相配合，需要保护好国内市场，把主要市场份额留给本土企业和本土资本，避免外资的挤出效应，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较广阔的空间。
第五，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在国际货币体系短时期内无法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在更为完善的国际协调新机制和世界经济新秩序尚未确立之前，积极推动现有国际组织的组织和人员结构改革，为将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酝酿基础。
（本文编辑：钱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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